古代：编户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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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户籍 § 中國古代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户籍法 (民国20年)
“户籍”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使用。从周朝时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统治阶级都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的户籍制度。1931年（民国20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户籍法》，延续了明清的户籍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1]
維基文庫中与此條目相關的原始文獻：
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建国初期：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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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首先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对生死与定居迁移、还有“社会变动”（社会身份）等事项做出管制。1955年6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的城镇和乡村都要进行户口登记，要求每年一次进行统计[2]。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3]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由此个人物资实行全民配给制，并依赖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配给管理。全民配给制中，户籍所划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被排除出除粮食外的配给。在这一时期，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從事非农业工作，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到本省外工作，则需要有6种许可证。[4]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5]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结婚等等方面是也是根据户口来管理控制的。[3]
改革开放后：部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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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迁居城市，限制了城市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在中国大陸境内的自由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政策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这种做法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较大城市较早实行了“蓝印户口”。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文件规定：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不过这项政策很快因为蓝印户口增长过快，于2002年4月1日被终止，改为使用居住证制度管理外来人员。深圳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蓝印户口”政策；广州1998年3月推出了“蓝印户口”；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四种类别（聘用类、购房类、纳税类、投资类）的“蓝印户口”；北京市于1999年6月推出“工作居住证”，凡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或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工作的外地人员，符合一定条件者，由企业提出申请，可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持证者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
历史上，对超生或非婚生子女实施的不准入户的规定，造成黑户（没有户口）问题。由于户口的附加值，黑户在升学、就业、医疗等方面遭遇极大的困难。
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对户口管理作出了四项改革：
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
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
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1990年代末，中国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松动，一些地方不再区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2003年起，全国很多省市开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进入21世纪：抓大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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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迁入限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特大城市和大城市[6]，而其余经济价值不高的中小城市基本已经放开。但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往往被要求放弃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权[7]，尽管法律上并不要求。农业户口虽然名义上被取消，但是实际上依然以城乡分类代码和户籍所在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方式实际存在[8]。依附在户籍制度上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依然存在，而教育、医疗、退休等权利依然与户口挂钩[9][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曾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可以在所在农村获得土地使用权，但不能在城市享受若干政策。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13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辜胜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交流时也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11]。
2005年10月25日，公安部官员表示，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2005年10月27日，公安部新闻局表示，全国已有陕西、山东、辽宁、福建、江西、湖北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12]。公安部目前正起草《户籍法》，预计会突出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弱化户籍的附加职能。不过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的户籍登记制度依然没有松动的迹象，当时讨论的焦点在于，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本地就业市场可能造成的冲击，以及由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域性差异而产生的高考移民现象。截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2016年9月19日，北京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至此中国所有省份名义上全部取消农业户口。[13]
2014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包括如下内容：[14][15]
停止划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将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
完善居住证制度，健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提高居住证持有人城镇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的实际享有水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依然以别的方式存在。首先，户口本上的区划和城乡划分代码会区分民众的类别，如111表示主城区，220表示村庄[16]。其次，农村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17]。再者，政府机关会根据户口地址判定你是否为农业户口[18]。
同时，户籍制度对落户进行的一些前置条件使得一些人口不能得到户籍登记。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有一千三百万人无法获得有效登记，丧失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这部分人被称作“黑户”，占中国人口的1%[19]。
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全国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基本权利。国务院办公厅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决不允许损害公民享有的户口登记和其他合法权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非婚生育，未经登记的收养人员以及其他所有无户籍人员，都将逐步完成户籍登记。
2019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20]。2021年4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再度明确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21]。
2021年12月23日，吉林省宣佈全面放开該省所有城市落户限制。[22]
2022年1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开展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地提供。[23]
2022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發佈《“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到“十四五”时期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24]
2023年7月，浙江當局表示除杭州市区外，該省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25]
2023年8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表示要推動各地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26]